一、蹊跷的尾数
C县因开发建设D新城，对大量工业企业进行拆迁，在数百家企业的拆迁台账中，数据似乎非常详尽完整，拆迁补偿款金额的尾数都精确到个位。但经验告诉我们，过于完美的外表下，往往隐藏着深层次问题。经过反复筛选分析，审计人员目标锁定下列两家被拆迁企业：A公司拆迁补偿款31,953,143元、B公司26,496,857元。
单独地看，两家的企业拆迁款构成没什么特别，如把两公司拆迁款相加：31,953,143+26,496,857=58,450,000元。
进一步调查发现：这两家被拆迁企业在同一个村。为取得土地，两家企业支付给村里的征地款分别为：5142870元、3857130元。把两者相加：5142870元 +3857130元=9000000元。
这是巧合吗?这种巧合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。
经过分析，审计人员推测：一是这两块地是由同一个老板控制的；二是拆迁安置款金额不是按标准算出来的，而是先确定一个总数，再按总数分解拼凑出各项数据。
通过大量的取证，审计人员证实了上述推测，发现了一个涉嫌滥用职权罪的案件。
二、背景及过程
1．“毛地”出让遗留隐患。在D江南岸，有一个E镇F村，当时还是偏僻小村，A公司和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某独具慧眼，看上村里两块土地。2001年3月，经过申报，两公司与C县国土部门签订出让合同，取得E镇F村35亩、25亩两块工业用地。合同约定出让金总额分别为400万元和300万元，其中分别包含200万元、150万元为村征地补偿费，要求由两家公司支付给F村经济合作社，并负责向该村里征地。
2．虚假证明办土地证。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，A、B公司分别向C县国土部门支付了土地出让金350万元，但仅向F村支付征地补偿款各20万元。两公司以该村委会、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虚假证明，到国土部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，此后一直未支付其余征地款。两家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，连续不断地从金融机构贷款-还款-再贷款，最高贷款金额分别达2000万元、1500万元。
3．拆迁名义收回土地。到了2008年，随着G市城市规模的扩张，E镇F村成了热土，D新城规划的出台，使A、B公司地块不允许建工业企业，原有工业企业进行拆迁。2010年2月8日，D新城管委会分别与两家企业签订协议书，支付“拆迁补偿款”共计5845万元，并要求两家企业付清F村的征地款。次日，两家企业分别与F村签订补充协议，将征地费由2001年的标准（200万元和150万元），提高到2010年的标准（514.287万元和385.713万元，合计900万元），并在已支付40万元征地款的基础上，付清剩余征地款。
在上述过程中，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——H集团法人代表郑某除抵押贷款外，最后还获利4595万元。
三、存在问题
一是越权处置。按照《闲置土地管理办法》，回购闲置土地的方案需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，D新城管委会明知征地款未付清、土地未交付、土地上没有任何建设，未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、也未经国土部门授权，擅自进行处理，属越权行为。
二是不当处置。对上述情况，应解除未履行的出让合同，收回违规办理的土地证，并由责任方承担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，不应该按拆迁补偿政策来处理。
四、造成损失
对于违规处置造成的国有资金损失，审计组讨论过程中，有两种意见。
意见一：按照土地出让合同，征地工作由受让方负责。两家企业不积极征地，且以虚假资料办证，不应在解除合同程中受益，只能退回土地出让金和征地款。因此，损失金额为：5845万元-350万元-900万元=4595万元。
意见二：2007年以前，允许“毛地”出让的政策存在缺陷，征地未完成有村民不配合的因素，不应该由企业完全承担责任，应认可两家企业的土地使用权。两块土地的评估价（ 2209.63万元、1910.4万元）应予补偿，按拆迁政策超出评估价部分属不合理补偿，损失金额为：5845万元-2209.63万元-1910.4万元=1724.97万元。
不管按哪种意见，损失都远超过了《刑法》第397条中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认定标准（150万元以上），已涉嫌滥用职权罪（渎职罪之一）。
五、责任分析
D新城管委员是收回土地的决策、实施单位，应对国有资金损失负责，该单位党工委书记赵某在整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。
（一）赵某主导决策过程。2008年，赵某决定按企业征迁补偿政策收回上述地块，吩咐副书记钱某委托评估。2010年2月3日，赵某主持党工委会议通过决定，“按D新城企业征迁补偿政策进行补偿”（根据当日会议记录，该补偿原则由赵某提出），确定补偿总价为5345万元。此后，赵某与分管征迁副主任与孙某讨论后，将补偿总金额提高到5845万元。征迁科将5845万元分摊到两家企业，并分解成评估补偿、临时安置补助、其它补偿、签约奖等费用，于2月8日签订协议。
（二）赵某违反程序审批付款。2月10日，两家企业各分两笔收到补偿款，在4张支付凭证签字的人员有：赵某、常务副主任、分管副主任、征迁科长、征迁科经办人，赵某签署的时间为2月8日，其余四人签署的时间均为2月9日。赵某作为该单位负责人，先于其他人员在付款凭证上签字，违背了正常的审批流程。2月10日，赵某主持班子会议，通报上述地块的回收情况。
根据《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五条规定，赵某应承担主要责任。赵某已被检察机关逮捕。
六、警示意义
在土地出让、征地拆迁领域，存在各种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如何解决此类问题，相关部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。既要敢于担当、积极破解，又要严守法律底线，公正合理处置。
一要强化法治思维。近年来，土地出让、征地拆迁领域的法律法规不断更新完善。相关单位应强化法治意识，严守法律底线，以法治方式处理问题，避免违法处置。
二要强化部门协作。征地拆迁通常由乡镇、街道、新区管委会等单位具体实施，国土、建设、规划等主管部门应积极协作配合，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协助解决疑难问题。
三要严以用权不徇私。相关单位领导干部、主管人员应慎用手中权力，严格决策程序和审批流程，不专权、不越权、不徇私。